巴山轮会议的最重要成果并不是进一步确立了中国特色，而是中国经济学界第一次触摸到了什么是宏观经济和宏观调控。

　　1985年9月2日，一声汽笛长鸣，“巴山”号游轮缓缓驶出重庆朝天门码头，朝着长江三峡的方向驶去。航程目的地是武汉，行程6天。游轮上满载的不是观览三峡美景的游客，而是载着30多位清一色来自世界各地的一流经济学家，以及部分中国政府经济研究和决策领域的高级官员，其间，举行了一个“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后被称为“巴山轮会议”。

　　在日后20多年中，此类会议可谓泛滥成灾，但是“巴山轮会议”的历史地位，却已经被证明具有里程碑式意义。

　　经济巨头的聚会

　　1985年对于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来说，可谓是极为关键的一年。正当人们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好形势欢欣鼓舞的时候，经济过热的苗头以及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威胁也在逐步逼近。然而，让长期生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经济学家们感到困惑的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对于眼前的经济形势似乎既解释乏力又束手无策。

　　为了探讨和解决改革过程中的问题，由刚刚成立三年的体改委牵头，组织了这次会议，以探讨中国宏观经济的形势。

　　这次会议请来的中外嘉宾都非同小可。外国专家有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198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那句“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名言的讲述者;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格拉斯哥大学名誉校长阿来克·凯思克劳斯;英国牛津大学安瑟尼学院高级研究员弗拉基米尔·布鲁斯;联邦德国证券抵押银行理事长奥特玛·埃明格尔;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部主任诺什·科尔奈;南斯拉夫政府经济改革执行委员会委员亚历山大·巴伊特;日本兴业银行 (11.25,-0.09,-0.79%)董事、调查部部长小林实等，堪称是一群当时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

　　中国方面，领衔者为年已81岁的经济学界元老薛暮桥，薛不仅是学界泰斗，而且曾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等要职，当时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安志文，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兼党组书记;马洪，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童大林，体改委副主任，等等。这些都是参与制定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官员，年龄都在60岁上下。

　　除了官员，另一部分人是经济学家：刘国光(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高尚全(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赵人伟、张卓元(中国社科院财贸研究所所长)、周叔莲(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等。可以说，当时社科院与经济有关的研究所所长都来了，这些人的年龄在50多岁，属于中坚力量。

　　另有一批参加会议的“小字辈”，他们在今天格外引人注目：项怀诚，46岁，时任财政部综合计划司副司长，后任财政部长，现刚从社保基金会理事长位置上退休不久;洪虎，45岁，时任体改委秘书长，现职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楼继伟，35岁，时任国办研究室主任，现职中投董事长;郭树清，29岁，当时还是社科院博士研究生，现职中国建设银行(4.30,0.00,0.00%)董事长。他和楼继伟，都是“挤”进和中央汇金公司董事长去参加的会。

　　“后勤部长”洪虎

　　洪虎，当时的体改委秘书长，后来担任吉林省省长，是“巴山轮会议”的“后勤部长”。时隔二十多年后，巴山轮会议的细节他都记得异常清晰。

　　当时体改委还没有独立的外事机构，只有一个外办，也就那么二三个工作人员，洪虎分管着机关外事活动，对他来说，具体负责这样的活动，也是第一次。

　　“由于之前没有筹备过，很多事情事先都要谋划好，然后做出预案，很多事情都是我们亲自和有关单位协同配合的，比如登船的重庆和下船的武汉等相关地方。”洪虎说，整个活动的组织过程其实相当复杂。在参加会议的外国代表中，除林重庚、琼斯外，其他人都是携夫人来的，在船上，要组织关于会议方面的研讨，另外，还要组织他们夫人的活动。

　　由于沿途浏览了三峡、小三峡等名胜古迹，所以夫人们的活动主要有两种，一个是领着她们参观一些制造工艺品的作坊，逛市场，采购一些小商品，再一个就是组织介绍一些风光片，让她们在船上看。

　　而像登山、上张飞庙等，由于山高路陡，他们年岁有大的，就事先准备滑杆，有走不动的，帮着抬一抬。这些，都有专门的人陪同。

　　“船上的总人数共有80多人，工作人员大概才十几个，所以大家都非常累。”洪虎至今还记得，“会议整理材料的工作量很大，我们把复印机都搬到船上去了，工作人员需要把当天讨论的材料整理打印出来，那个时候没有现在这些很方便的打印设备，有时候稿子都摊到地上，人就趴在地上一个一个地分捡，很辛苦。”

　　而对于洪虎来说，他做的工作可能更多些，“我哪方面都得照顾到，像餐饮，需要保证他们能够习惯，又不能全部都是中餐，所以像早餐有时就采取自助餐的形式，一般午餐、晚餐就采取中餐的形式。”

　　“幸好他们都比较满意。”至今回想起来，洪虎仍觉得庆幸。

　　人多事多，大家又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喜好。这也给洪虎他们的工作带来了麻烦。

　　“上船下船是比较麻烦的，在船上的活动完全由我们安排，问题不大，但上船下船问题就多了。从北京起飞的专机到重庆后，在机场就分两部分参观不同的地点，参观完后晚上登船。走时又从广州、上海、北京三处出境，我们得与相关地方的外事部门衔接，然后由他们协助我们从口岸送走，这个就导致组织工作比较复杂。”洪虎回忆。

　　洪虎说，所有的这些，都得事先与有关部门衔接好，难度比较大的。另一个比较难的问题，在洪虎看来，就是排坐次。这些人，把谁排在第一位呢，后来，他们研究出了一个办法：以年龄的顺序先排，然后不同的活动轮流地让他们坐主位，年龄最大的是英国的凯思克劳斯，然后是埃明格尔。

　　“开始我们解释时，比较年轻的琼斯就提出，你们中国人就看中年龄，他的意思是应该从贡献方面来排，但贡献又很难比较。后来总算是按照我们的办法把问题解决了，而整个活动正好把所有的人都轮换了一遍，都照顾到了。”洪虎觉得，那其实是一件很巧的事情。

　　坚定改革信念

　　现任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的郭树清，在当年参加巴山轮会议的与会者中年纪最轻，当时还不到30岁。20年后他在谈到巴山轮会议时认为，巴山轮会议在中国经济改革历史上至少在三方面明确了改革方向：第一，明确改革的目标模式为宏观管理下的市场协调;第二，明确了改革在中国的过渡方式为一个渐进过程，但也必须是一个整体推进的过程;第三，改革过程中必须保持强有力的宏观调控，重点是防止通货膨胀。

　　郭树清谈的三个改革方向，无疑已经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方向，但在当时，也是在重重误区中好不容易选定的。

　　据郭树清回忆，当时关于物价要不要控制，是否要防止通货膨胀，已经出现尖锐争论。有一种意见认为，这是经济起飞的典型表现，形势大好，不要限制;另一种意见则完全相反，甚至响亮地提出“已经是通货膨胀了”。另据有关报道，当时在青年改革者中影响最大的是所谓的“起飞派”，他们认为当时的通货膨胀只是表现在结构问题上，而不是总量问题，不应当压制。大有“如果要实行紧缩的宏观政策就是打击改革”的架式。

　　好在这个问题在“巴山轮”上逐渐形成了共识。参会的各国各派经济学家，在研究了世界银行提供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后，形成了一致意见：当时的中国经济表现是投资热且工资膨胀，处于工资推进与过度需求拉动的膨胀之中。结论是：经济出现过热，必须加强宏观调控，必须推进改革。

    （来源：中国改革信息库）